王江民，山東煙台人，1951年生。北京江民新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高級工程師，中國光學學會會員。1989年以前，主要從事光機電設計和工控軟件設計。1989年，開始從事微機反病毒研究，開發出KV系列反病毒軟件，佔反病毒市場的80%，正版用戶接近100萬。
　　1979年，獲「全國新長征突擊手標兵」稱號；1985年，獲「全國青年自學成才標兵」稱號；1991年，獲「全國自強模範」稱號。
　　不可思議謂之傳奇。KV300作者王江民初中畢業，卻擁有包括國家級科研成果在內的各種創造發明20多項；38歲開始學習計算機，兩三年之內成為中國最出色的反病毒專家之一；45歲獨闖中關村辦公司，產品很快佔據反病毒市場的80%以上；沒學過市場營銷，卻使KV系列反病毒軟件正版用戶接近100萬，創中國正版軟件銷售量之最。
　　王江民的意義在於，每一個想在中關村追求成功和傳奇的人都會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和信心，因為王江民各方面的起點都非常之低，低到在外人看來憑著王江民的外在條件，他根本就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

　　3歲時，小兒麻痹使王江民腿部殘疾，下不了樓，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寂寞時候，拿一張小紙條，一撕兩半，將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往樓下「放轉轉」。後來，王江民學會了游泳、爬山、騎自行車。小學四年級時裝出了雙波段八個晶體管的數音機、無線電收發報機以及電唱機。
　　對於身體的殘疾，王江民只是「有感覺但不痛苦」，讓王江民感到痛苦的是初中畢業後，沒有工廠願意要他。「找了很多單位，不要工資白幹，人家都不願意接收。我覺得我被社會拋棄了。」

　　到1971年，終於有一家街道工廠願意接收王江民。王江民很爭氣，一兩年後就成為該廠的技術骨幹，三年之後，王江民上了職工業餘大學。等王江民成為工廠裡的生產負責人，除了支部書記就數他最大的時候，又想去參加高考，廠裡面就不放他了。王江民因此喪失了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機會。
　　1979年，因為在激光產品方面獲得多項具有國內外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評選為全國105個新長征突擊手標兵之一。不管曾經失去了多少，王江民認為自己的努力值了。

　　1988年，王江民意識到要搞光機電自動化，必須依靠計算機控制。「我38歲開始學計算機，沒有感覺我老了，沒有感覺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語基礎不好。再說，計算機是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我搞計算機是用計算機，不是學計算機。」
　　當時，王江民的孩子正上小學一年級，他就琢磨著怎樣用計算機教育孩子，就這樣編出了中國第一套按照教學大網進度要求，成體系的一二年級數學、語文教學軟件。這個軟件在《電腦報》交流，被評為第二名。第一名是WPS磁盤版。《電腦報》每「交流」出一套王江民的教學軟件，就給王江民25元，三個月後，王江民收到了800多元錢。
　　三年級以上的教學軟件，王江民沒再開發，因為此時他已把目光投向了殺病毒。

　　1989年，國內首次報道界定了病毒。在此之前，王江民就發現了小球和石頭病毒，「只是那個時候，還沒有人指出那是病毒。」
　　王江民的工作是開發工控軟件，但用戶的機器因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戶就認為是王江民開發的軟件不好用。「這種情況逼著我必須解決病毒問題。」
　　王江民先是用Debug手工殺病毒，跟著是寫一段程痛殺一種病毒。後來，王江民覺得這些各自獨立的殺病毒程序用起來很麻煩，就把6個殺不同病毒的程序集成到了一起，命名為KV6，後來發展成了KV8、KV12、KV18、KV20。
　　1992年前後，市面上開始流行防病毒卡。各種防病毒卡多達五六十種。王江民認為，「防病毒卡能讓病毒吃一個閉門羹。病毒進不去這台機器，但通過軟盤會帶到別的機器上。」王江民堅持走殺病毒的路。根據收集到的變形病毒樣本，王江民在理論上歸納出了變形病毒的特性，開創了獨特的查殺病毒的方法「廣譜過濾法」，相關論文在全國計算機專業學術交流會上獲得了優秀論文獎。
　　擁有了先進的理論基礎，王江民決心把自己的反病毒軟件商品化。但等到王江民真正要把產品商品化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的殺病毒軟件同樣會和其他殺病毒軟件一樣，遇到對病毒反應滯後的問題。
　　怎麼辦？王江民聯想到了外地用戶遇到新病毒，自己打電話、發傳真，告訴用戶反病毒廣譜特徵碼，查殺病毒的方法。「能不能在報紙上一個星期公佈一次新病毒特徵碼，讓用戶自己升級？」王江民將自己的想法連同開放式、打擴充的KV100軟件一起寄給了《軟件報》，並為它起了個非常醒目的名字「超級巡警」，以示高效廣譜的查毒特性。《軟件報》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在1994年7月15日首次發佈了《反病毒公告》。KV100在《軟件報》上一炮打響，王江民快速殺病毒網的理想初步實現。「在沒有Internet和光盤傳播的時候，報紙的反病毒公告發揮了絕對的作用。有不少單位的領導要求計算機管理員把每一期的報紙都剪下來，把新病毒特徵碼加進去。」

　　手裡有了一個好軟件怎樣把它賣出去？僅靠自己的力量肯定不夠。王江民開始跑中關村，尋求轉讓對象。第一個識貨的是天博公司。看到天博賣KV100很賺錢，得力公司也跟著代銷KV100。這之後，王江民又在廣州和西安分別各轉讓一家。再後來，華星也開始接受轉讓。「加上我在煙台，KV100在全國東西南北鋪開了市場。」
　　KV100轉讓的家數多了，市場體系自然會亂。因為大家都有加密程序，都可以無限制地制作商品盤。為了搶佔市場，必定會競相壓低價格，爭奪客戶。
　　「技術需要進步，市場需要整頓，但用KV100整頓不了市場。因為加密程序全給了他們。」王江民通過把KV100技術升級到KV200的方法整頓了市場，因為當初談轉讓的時候，協議就清楚地寫明了只限於某個版本，所以，王江民始終掌握著主動權。
　　為了避免KV200的市場混亂，王江民決定只轉讓給華星一家，原來代銷KV100的公司，可以優惠價格從華星進貨。協議規定：由王江民統一發放激光防偽，統一市場，統一價格。
　　但到後來，王江民發現了假防偽。為了捍衛自己的權益，王江民又一次用升級的辦法爭取了主動，等硬盤分區表修復技術成熟後，王江民把KV200升級為KV300。被KV100、KV200市場混亂攪得頭昏腦脹的王江民，決定干脆一些，KV300一次性出售版權120萬元。
　　但是，在1996年的中關村，沒有哪個軟件一年的版權能賣到100萬，所以，王江民開出的120萬，沒有人願意接受。但王江民覺得自己的軟件值這麼多錢。他決定停薪留職，親自出山。王江民不相信幾個經銷商就能左右一切。他後來在清華大學演講時說：「你們只要下苦功夫，開發出一些新東西，中關村這個環境，我的體會是，是個東西就能賣，是個好東西就會搶著賣。海淀區注冊登記的高科技企業11000多家，加上櫃台商不知道有幾萬個。這些經銷商每天都要進貨，每天都要吃飯，都要賣東西才能維持生存。我剛到中關村，不熟悉行情，中關村有經銷商壓制我，逼迫我，要挾我，要我給他們一個好價錢，但後來，你不賣，有人賣，新的經銷商都起來了，因為市場需要這個產品。」
　　王江民來到北京的第一周就掙到了150萬。他制定了一個很好的價格策略。他很清楚中關村喜歡「拼貨」（多家經銷商聯手加大進貨數額，求一個好的批發價格），所以把5000套的批發價定得很誘人。這樣兩個「拼貨」的單子下來，定貨額就上了100萬，再加上連邦的單子，三個合同就訂了150萬的貨。「沒想到這樣火，我原來想能掙個一兩百萬就不錯了。」

　　王江民認為，KV能夠成功的基礎是「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產品的定位」。「殺毒不能靠炒作」，而是要看是不是真正能為用戶解決問題。「我們不是站在戰術基礎上，而是站在戰略的高度上，想方設法在中國建立一個基礎廣泛而又非常有效的反病毒網絡。」
　　「長期穩定地發展對江民公司至關重要，因為現在的用戶已經從原來選產品和技術，逐漸轉變為選公司。用戶現在根本不敢去買明天或許就不存在的公司的產品。」
　　「快速反病毒網和服務網這兩個工程才是我們最大的財富。擁有這兩個工程，我們就能快速殺毒。我不會在具體細節上，鑽進牛角尖不出來，比如，殺毒種類，KV300不是最多的，但KV殺中國病毒總是最實用的，而且，KV的廣譜殺病毒理論基礎也非常先進，更為先進的『神網網絡系統』也即將加入KV300之中。」
在宣傳上，「我們絕不說同行不好，我們怕讓用戶產生逆反心理。我們的產品做到哪一步，就說到哪一步，說到而做不到，口碑就會不好了，我們最怕讓用戶失望。」

　　王江民是反病毒專家，但他承認反病毒專家沒有病毒作者的水平高。「編病毒的人多，反病毒的人少，幾個反病毒專家的思想怎麼能夠和數不勝數的編病毒的人思想相比。另外，編病毒在暗處，反病毒在明處，所以，我們不可能超越他們，也無法知道他們正在琢磨什麼怪招法。」但只要病毒編出來，王江民就有決心「把它消滅掉」。
　　王江民反病毒，寫病毒的人也在想方設法對付王江民。合肥1號病毒作者1996年10月3號將KV300解密後，把合肥1號嵌入KV300中，然後把帶有合肥1號病毒的KV300解密放到BBS上傳播。病毒在1997年1月1號發作後，合肥1號病毒作者馬上就在網上大肆宣傳KV300中藏有病毒。王江民很快把合肥1號病毒殺了，合肥1號作者又在網上跳出來說：「為什麼只有王江民能殺這個病毒，而別人殺不了？是因為王江民自己編了這個病毒，這個病毒應該叫KV300病毒。」他一邊叫嚷一邊又炮製出了合肥2號病毒。但這兩個病毒都沒有得到大規模傳播就讓王江民的快速反病毒網消滅了。
　　對付不同的病毒，王江民採用不同的方法。新的DIR病毒由於是針對450兆以內的硬盤編寫的，對於超過450兆的硬盤，該病毒算法有錯誤，如果用普通殺病毒方法，很容易出錯。王江民針對該病毒潛藏在內存中的「反串」功能（即為迷惑用戶自動解除病毒，然後再傳染的特性），先在內存中取消新DIR病毒的感染功能，然後去查病毒。新DIR病毒發現有查毒操作，立刻自己解毒，把硬盤恢復成原來沒有染毒的樣子。「我在後面查，它就在前面自己解除自己。等它把硬盤完全恢復了過來，它也就被徹底清除了。因為我事前已經切斷了它的傳染功能。」王江民管這叫做「掉轉槍口，以毒攻毒。」

　　王江民一手和病毒做鬥爭，一手還要和盜版做鬥爭。王江民要打擊的盜版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解密的可拷貝版，而是帶有加密點的可以和正版賣一個價的假冒產品。1996年9月，KV300正式推出，12月就出現了這種假冒產品。
　　1997年4月24日，Internet網上出現了專門攻擊KV300的毒島論壞，它一方面在輿論上攻擊KV300，另一方面專門解密KV300，提供製作KV300盜版盤的工具MK300V。王江民和毒島鬥了起來。毒島出MK300V1，王江民把它反了，讓用MK300V1做出的假冒盤不能升級。毒島接著出MK300V2和MK300V3，王江民先後也都把它們反了，就這樣從4月鬥到了6月。
　　這期間KV300假冒版大量出現，正版KV300銷量下降到公司難以維持的地步，受騙的用戶拿著假冒的KV300要求江民公司打擊假冒，幫用戶索賠。「我一忍再忍，到了無法忍受的狀態下，我決定反擊一下。我不是從戰術上考慮這個問題，而是從體戰略上考慮做這樣一個事情，以扭轉大局。」
　　王江民先在廣告上警告，假冒KV300不能升級，製造假冒者會死機！接著王江民在KV300L++升級本中加入了「主動邏輯鎖」，專門用來對付MK300V4。這個「邏輯鎖」確認機器在用MK300V4做出的假KV300時，會把機器加密鎖住。
　　L++事件出來以後，王江民受到圍攻。網上各種言論都有，但就是找不到L++事件的真實受害用戶。這一方面是因為L++網絡升級版只在網上放了六天，二是因為正版用戶和使用沒授權的解密KV300的用戶絕不會受傷害，被鎖住機器的是那些大量生產假冒KV300的盜版商。王江民自信「這個邏輯鎖就是這樣準確。」
　　「我的目的是打擊盜版，教育不法經銷商，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引起這樣一個討論－－打擊盜版到底是個人行為、企業行為，還是政府職能部門的行為？個人和企業有沒有資格打擊盜版？」討論的結論是只有職能部門能打擊盜版，否定了個人和企業打擊盜版的行為。公安部門最終對L++事件定性：北京江民新技術有限公司為打擊「中國毒島論壞」提供盜版工具MK300V4的違法活動，在KV300L++網上升級版中加入保護版權程序，造成使用盜版工具MK300V4的機器死機，屬於故意輸入有害數據，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的行為，罰款3000元。
　　L++事件後，「KV300銷量直線上升，一直到今天，用戶越來越多，並沒有因為這個事件用戶不敢再買KV300。」
　　毒島論壞最後承認，王江民用3000元錢換到了花30萬元也起不到的宣傳效果。
　　王江民最欣賞高爾基的一句話－－人都是在不斷地反抗自己周圍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王江民自己的經歷印證了這句話。
　　（摘自劉韌、張永捷著《知識英雄－－影響中關村的50個人》，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摘自《人物》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