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長的望子成龍恐怕前所未有：家家獨生子女，視若掌上明珠；且社會競爭激烈，沒有一張大學文憑，子女前程堪虞。因此，家長們之盼望子女邁入高等學府的迫切心情，真是難以言表。看一看本文圖片－－家長們站在鐵門外望穿秋水地等待著孩子考試歸來，就不能不讓人感慨萬分。
　　與此同時，中國對教育改革的呼籲亦前所未有的高亢和急迫。中、小學教育之僵化，較材之陳舊，學生負擔之沉重等早已是眾所周知的突出問題。大學老師疾呼：入學的新生綜合素質差。當然，全國高等院校的改革亦勢在必行。
　　今年高校招生猛然擴大招收數十萬名新生的舉措，似乎為千呼萬喚的教育改革敲響了重重的開場鑼鼓。因為，隨之而來的，將不單單是招生名額的擴大，其影響將波及中國教育的體制改革、招生制度改革、高校師資與後勤工作的改革，以及中小學的教學改革等。此外，此舉還被視為國內擴大內需、拉動巨額消費的有效途徑。
一石激起千層浪。請看各方各界共同關注：中國教育改革時代的到來－－

　　今年6月24日，國家計委、教育部聯合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在年初擴大招生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高校招生計劃。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將從去年的108萬人擴大到156萬人，招生計劃增長幅度達44%。
　　消息即出，反響熱烈。其實，今年高考前後，關於教育改革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密度紛至沓來。先是「先考試後填報志願」，隨即「助學貸款、留學貸款」，接著是為自費留學的中介機構立法，「開明渠，堵暗道」……然而，在所有的信息中，最讓人意外驚喜的莫過於高考擴招；其幅度之大、力度之強令人始料未及。於是，「擴招」一下子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在講到如此大規模的擴招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決策時，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社會發展司李守信副司長說：兩三個月以前，國家計委就向國務院提交了擴招的動議。經過黨中央、國務院上上下下、反反復復的廣泛討論，最終形成完全統一的看法，都認為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是中央和國務院在跨世紀之際勢在必行的一種戰略性的決策。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和教育部聯合發出了《緊急通知》。目前我國25歲以上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到3%，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未雨綢繆擴大培養人才的規模，未來國家的發展將形成一個新的「瓶頸」。
　　從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我國的高等院校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各類專門人才。但是，隨著各項事業的迅速發展，這種人才培養的規模和速度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社會的需求。此次高校擴招，使得中國教育的規模問題再次成為焦點話題。
　　中科院國情研究室胡鞍鋼主任說，有關數據表明，我國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大約僅為1.67%。印度和泰國是3%，韓國12%，日本21%，美國32%。現在我國很多地區譬如深圳，人均GDP和生活質量並不比一些新興的工業國家低多少，但是，在同年齡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方面就和人家差一個數量級。因此說，我國高等教育規模不是過大，而是過小了。
　　過小的高等教育規模，必然人為加劇高校教育供需矛盾，大多數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願望無法得到滿足。
目前，在大城市的一些富裕家庭，有好多中學生拿著幾十萬人民幣兌換成美元、英鎊到國外讀大學預科去了。有人作過估算，每出去一個中學生，大概要帶走五六十萬元人民幣，同時國內還需有一個三四十萬元人民幣的擔保。大量原本可投在國內的教育消費資金讓外國給賺去了。

　　高等教育能否真正成為今後相當長時期內擴大國內需求較有潛力的消費支出和投資支出呢？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李守信副司長認為，這次擴招，除了拉動政府對高等教育投資外，主要是拉動人民群眾的教育消費。現在大家都知道，老百姓在銀行裡有6萬多億元的存款。家長們未來消費的首要領域是子女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從現在的培養成本看，一個在校的大學生每年的正常經費消費大體上接近一萬元。如果高等教育擴招30萬，按一年一個學生消費一萬塊計算，30萬學生實際上消費將近30個億。
　　對於這次擴招帶來的直接效果，中科院國情分析室胡鞍鋼主任這樣「算計」：
　　第一、擴招必然導致教育支出的相應增加。1993年，城鎮居民的教育支出大約是95元錢，1997年就上升到237元，佔其全部支出的比重為5.7%。如果未來教育支出的比重能達到居民儲蓄的10%，那就是6000個憶！當然這6000億元不可能全部一下支出去，假定有效支出是50%的話，那也是3000億元的投資。第二，教育規模的擴大，相應會帶來書本、學校的建築物、一些基礎設施較大規模的增加。我們現在雖然還不能精確地計算教育規模的擴大對國民經濟究竟產生多大影響，但在局部地區，特別是大學密集的地區，比如上海、北京、西安，高等教育無疑是那裡最重要的支柱產業或主導產業之一。

　　很顯然，高校擴招這一舉措受到了家長和考生的普遍歡迎，但是擴招能否順利實現關鍵還在於大學。面對擴招，高等院校的教學力量是否充足，後勤能力能否承受，這一切成為了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北京理工大學今年原計劃招收本科生2000人，擴招後又主動提出增招800人，學校壓力很大。為此校黨委專門召開常委會研究如何突破後勤「瓶頸」。在會上，管教學的校長、管後勤的校長發言都很激烈。大家有的認為擴招300人比較合適，有的認為可擴招1000人。
　　上海外國語大學今年將增招近500名學生，也遇到了和北京理工大學同樣的壓力。該校用挑選優秀研究生兼課的辦法來解決擴招後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
　　儘管高等院校在擴招之後面臨師資壓力，但同濟大學校長吳啟迪教授認為，所謂師資問題並不是如想像的那樣嚴重，我國高校的師資隊伍尚有很大的潛力。
　　吳啟迪指出，我國的高等教育辦學的效益不算高，專職教師跟學生的比例偏低。原來是1:8，現在可能一比十幾了。而在其它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他們的師生比平均是1:14。這樣看來，我們的潛力還是有的，我們一些教師的工作量也確實並不飽滿。
　　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譚晶華說，過去，一個大學講師每周上滿八節課就算完成工作量了。但實際上他可以上16節，甚至20節。按照這個思路去發展，改革的餘地就很大。
　　胡鞍鋼認為，1:14.3，這是師生比的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我們能達到這個水平，那就意味著教師規模即使不增加，學生人數也完全可以增加一倍。因此，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提高高等教育的產出效率，它既包括學校的產出效率，也包括教師的產出效率。教師要想提高個人收入，不能完全靠國家投資，他得靠市場。
　　隨著招生日期的臨近，高等院校普遍採取了應急措施解決各種後勤問題。其中最直接、最讓學校頭疼的是學生住宿問題。現在在北京理工大學，一個12平方米的宿舍要住六個人，16平方米的住八個人，可想而知是很擁擠的。上海的學校更是這樣。那麼擴招的這部份學生，如何「消化」呢？記者為此採訪了一些高校。
　　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做法是搞「清理整頓」，把進修生、旁聽生、插班生全部放到外面去住，空出來的地方，就可以讓給全日制的學生。
　　北京理工大學則是在學校附近租一棟有120間房子的樓，然後再在北京地區實施一部份走讀生計劃。
　　面對擴招，高校的真正壓力在後勤。後勤問題為什麼會成為擴招的制約因素，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又在哪裡？
　　中科院的胡鞍鋼說：朱總理就尖銳地指出過，現在高等學校吃皇糧的人太多，特別是行政後勤人員太多，不改革是不行的。有統計數據反映，目前高校中教師人數佔全部教職員工的比例只有40%。有60%是後勤、行政人員。另外，學校辦社會，也是一個大的問題。
　　同濟大學吳啟迪校長主張後勤社會化。他介紹說，在歐洲，學生基本上全住校外，一般在學校旁邊會有民房出租。學校食堂之類的服務設施也被社會力量承包了。譬如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或者比薩，他們都是大學城。比薩就是一個比薩斜塔，一個比薩大學。由於比薩大學的存在，就帶動了周圍地區相當多的房地產業、服務業為它服務。宿營社會化有兩種，一種是像國外那樣租民房，還有一種借助社會力量開發學生公寓。學生公寓要比老百姓的房子便宜。
　　目前，高等院校後勤社會化改革已經在上海市的部份高校起步。經上海市教委批准，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等六所高校率先進行了試點。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後勤與學校的分離，徹底切斷行政撥款渠道，為高等院校的發展鬆綁。隨著招生規模的擴大，後勤社會化將會成為中國高校改革的大勢所趨。

　　「窮國辦大教育」是我國教育的最大特點。一方面國家沒有更多的資金投入教育，另一方面社會上高等教育的需求又很大。面對這種矛盾，國家如何擴大高等教育規模？
　　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首先需要挖掘現有高校的潛力，但這對於學校來說也有著諸多困難。現在往往是招生越招得多，學校的負擔越重，學校的積極性受影響。
　　對此，國家計委最近準備採取措施，適當放鬆對收費標準的嚴格控制。全國的重點大學與地方一般大學在收費標準上可以適當拉開距離。
　　國家計委李守信副司長說，調高收費標準，不會形成一種高收費，也不會讓一般的家庭難以承受。大體上會根據當地培養成本的變化，照過去標準適當調高。與此同時，國家也要考慮貧困家庭子女上學問題。要擴大貸學金、助學金、獎學金的範圍，能夠使所有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不因家庭貧困而失學。
　　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誰將成為未來高等教育的投資主體？
　　過去我們辦學體制太死，教育都由國家統包，但國家投入到教育方面的財力又很有限。實踐證明，教育走向社會化，已經成為必然趨勢。
　　李守信說，十幾年來，中國發展民辦高等教育一直受阻，這是因為思想不解放。我們一直認為民辦高等教育辦學質量達不到普通高等學校水平。事實上現在看來，民辦高等教育和民辦企業一樣，應該給予同樣的政策平台，民辦高等教育會得到很好的發展。過去，很多學生是民辦大學培養出來的，但拿不到國家的正式文憑，今後我們要給予民辦大學與政府辦的大學同等的待遇。你只要達到一定辦學質量和水平，那麼你的學生的文憑就和普通高等學校的文憑一樣是等值的，是受到社會承認的。國家最近準備加快審批一批民辦高等學校，制定出一系列的促進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

　　1977年，普通高校恢復了入學考試。
　　1978年6月6日，高等學校招生實行全國統一命題，由省、市、自治區組織考試、評卷。
　　1985年，國家教委提出實行普通高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標準化的改革方案。
　　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出台，《綱要》為克服「雙軌制」而採取了新的改革，具有明顯「併軌」特點。
　　1994年，全國40多所高校率先進行「併軌」試點。「併軌」試點的國家教委直屬院校每生收費標準為每學年　　1000至1500元（含學雜費和住宿費）。同時，建立了一個與新的收費制度相應的獎、貸學金制度，擴大支付面，提高支付標準。
　　1996年12月，國家教委、國家計委、財政部聯合頒發了《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原則規定，在現階段，高等學校每學年收取學生的學費佔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
　　1997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計劃全部實行併軌，不再分國家任務、委托培養、自費生3種計劃形式。
　　1999年6月15日－－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以提高民族素質和創新能力為重點，深化教育體制和結構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振興教育事業。
　　6月24日，國家計委、教育部宣佈，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從去年的108萬人擴大到156萬人。
　　（摘自《羊城晚報》99.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