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是四位新華社記者在十九年前寫就的，當時大部份都作為「內參報道」直送中南海，供中央最高決策層參考。如今正式出版了，讀了這些文字，令人感慨萬千。這些文字再次使我們認識到，改革開放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迫切。
八十年代春夏，中國正處於百廢待興的局面。十年動亂之後，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處於瀕臨破產的形勢。當時，為了了解真情，新華社派了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四位記者到農村去，調查農村貧困飢餓的真相，探討治貧致富的良策。
這四位記者真是好樣的。他們帶著對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對農民的深厚感情，不畏艱辛，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跨越四省（自治區）三十九個縣，歷時半年，行程萬里，一戶戶地採訪，寫出了一篇篇感人的材料，這些材料發回新華總社，總社又及時送進中南海－－中國最高決策層。鄧小平、胡耀邦等最高領導對這些材料十分重視。一次，胡耀邦看了材料後，三天後便帶了材料風塵僕僕來到寧夏六盤山地區進行核查。可以說，這些文字對改變中國農民的前途和命運，對於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貧困到了極限便接近著死亡。
我們專程調查了這片掙紮在貧困死亡線上的農村－－甘肅定西地區的通渭、會寧、定西等縣，平涼地區的靜寧縣和寧夏的西海固地區。
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縣都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據當地了解情況的人估計，因為缺糧斷糧餓死和浮腫無救而喪命的，最少已接近百萬。其中以通渭最慘，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統計全縣人口總數尚未恢復到1949年的水平。
造成歷史慘劇的原因固然與長期以來毀林毀草生態環境惡化和連年乾旱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工作中的嚴重失誤造成的。
在這些地方，1958年大放「農業衛星」，吹牛皮，糧食產量嚴重浮誇，嚴重浮誇又帶來超重量的徵購，本已導致農村嚴重糧荒，卻又大煉鋼鐵、大辦水利，寅吃卯糧，進一步挖空了農民手中的口糧。這樣，大批餓死人的事件便可怕地蔓延開來。後來，雖然上級黨和政府發現了這些地方的問題，調集了大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支援災區，使蔓延的災情得到了控制，群眾渡過了難關。但是，集體經濟的家底和農民的家當多已蕩然一空。這一次災難留下的陰影很長時間難以消失，又加上此後二十年過「左」的農村政策不斷困擾，直到這次我們來到黃土高原採訪，這一片大地農村元氣尚未完全恢復過來，農民群眾多年來飢寒交迫的生活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去冬今春又一次乾旱襲來，農村再次發生了飢餓的恐慌。
我們在隴海鐵路沿線採訪，仍然可以看到大批衣裳襤褸、攜兒帶女、提筐拄棍的飢民外出逃荒討飯的情景。有一次，在隴西火車站，數千逃荒農民爭相爬車，途為之塞，致使鐵路運輸一度中斷。政府雖急調糧食支援也難以控制農民外逃討要。
在會寧，乾旱尤為嚴重，連人畜飲水也難以為繼。政府在急調救濟糧的同時，還急急派大批水車向災區運水，每日按人論斤分水，尚不足以解民之倒懸。其情況之嚴峻，若非親臨其境，實在讓人難以置信。
在會寧，我們不加選擇隨意訪問了一些農戶。
有一戶農家，有門框而無門扇，以麥草擁門擋風。我們移麥草而入，見屋內僅有一破筐、一灶台、一土炕。土炕上一張炕席破得不像樣子，席上坐著的女主人蓬頭垢面、衣裳襤褸，身邊四個小孩全都赤裸裸地簇擁著一床破棉被禦寒，嗷嗷待哺。這床破棉被不知已用過多少年了，破得好像用幾團污垢發黑的棉花球連起來似的。
問女主人：家裡男人到哪裡去了？女主人頗不好意思地回答說：「討吃去了！」我們立即聯想到鐵路沿線成群結隊的人群。而女主人連忙解釋說：「春荒以來政府一直供應著救濟糧，我家孩子多，糧不夠，男人才外出討點接濟。」我們問：「怎麼大門連個門扇也沒有？」她說：「原本是有門的，因打救濟糧還得交點現錢，沒有現錢，就把門扇抬到集市上換了錢去打糧。」
隨後我們便很快了解到：今春救濟糧的發放果然還是及時的。政府規定，救濟糧人均每日要達到八兩，只是為減少農民對政府的過分依賴，發救濟糧時，農民都得象徵性交點錢。哪知，不少人家窮得竟然連象徵性的錢也拿不出，只好揭瓦卸門變賣點家什換錢湊數。湊不夠數的，先購回一部份糧到黑市上高價出售，倒騰成錢再把餘下的糧打回來。如此拆東牆補西牆，救濟糧自然接濟不上，討要便成了他們自救的手段，外流難以控制的原因也就在這裡。
又有一戶農家。我們進門訪問時，只見女主人正躺在土炕上呻吟打滾，面色憔悴，力不支身，三個孩子坐在地上啼哭不止。見我們進來，女主人忍痛掙紮坐起來向我們打了個招呼。經問話，果然丈夫也是外出了。她自己本來就有胃病，剛才吃了點糜糠又劇烈地疼痛起來。我們三人都好心勸她去看看病。不想，她苦笑了一下說：「連飯都不夠吃的人家，還看什麼病！若有麵吃，不治都會好的。」一番話說得我們不知該如何安慰她才好，心中只覺得在貧窮壓迫下當地農民生活的種種艱難。從而進一步懂得：一旦跌落到貧窮死亡線上，惟一的希望，便是有口飯吃。諸如醫療衛生治病，文化教育娛樂，這一切現代文明社會最起碼的權利要求，都成了盼也不敢盼，想也想不得的奢望了。
我們一連走訪了十多戶人家。十戶有八戶人家都有人在外討要，以接濟家人口糧之不足。而他們家底一貧如洗的淒愴情景，誰看了都會心酸難過。人們根本無法想像，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建國三十年了，怎麼還會有人處於這等貧困的境地。我們粗略地估算過，他們每戶的家當，大都值不了十元、二十元人民幣。試想：一家農戶的家當就算超過了五十元，一百元，又能怎麼樣呢！？
離開了會寧，過華家嶺，我們來到通渭縣五星公社一戶農家借宿了一夜。公社幹部介紹說這戶人家在當地算中等人家，夫妻精明過人，省吃儉用，靠救濟糧還能過活，尚不致討要。但我們看到他們全部家當也就一口鍋，兩隻缸，幾隻碗。兩個男孩衣裳雖然破舊，倒也乾淨，只不過兩床棉被多年未經拆洗，黑得如同刮刀佈一般。依我們估算，這個所謂中等農戶的全部家當也不過五十元人民幣！
是夜，兩床棉被主客平均分配。主人一家四口合蓋一床，我們三個記者合蓋一床寄於他家廂房。時過半夜，我們正無法入睡時，忽聽得一陣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一個面容憔悴的年輕農民闖進門來便跪倒在地。我們急忙扶他起來，勸他有話慢慢說。他起身時，我們注意到他眼中噙滿了淚水。
原來，因缺吃少穿，他的妻子被陝西關中一個農民用幾個饃誘拐逃走了。他費盡心血總算找到妻子下落，誰知找上門去，卻發現自己的妻子成了別人的老婆。他要帶妻子回去，反被當地人打了一頓。找當地政府，他們不管，實在冤得慌，聽說新華社記者來了，連夜趕來，想討個公道。
這不是誘拐加重婚罪嗎？怎麼當地政府不管！我們不由得義憤填膺。立即表示一定代他向通渭縣領導反映。第二天，我們刻不容緩地找到了通渭縣委書記王永安，把這樁事情前前後後的情況反映給他。王書記認真而厚道，聽完我們的話先深深嘆了一口氣，隨即對我們說：「事倒是件很嚴重的事，可你們想不到的是，這幾年通渭發生的這類事，已經有三千多起了，人又這麼多，讓我們政府怎麼管得過來。」說著還訴起窮縣缺乏辦案人的苦處來。我們聽得傻了眼。
類似的悲劇，周圍各縣都有一批。我們路過平涼的靜寧縣時，就碰到一整村的女人都丟下男人和孩子外逃另找對象的悲劇。那天，我們是上午10時許農田活忙的時候來到這個村莊的，村周四野不見勞動者的身影，進到村裡靜悄悄的。我們好生奇怪，便圍著村子轉東轉西找人。轉到村南一個場院，才發現了三十幾個男人圍著場院的土牆，或蹲或坐或靠，不知在慢騰騰地拉什麼話兒。問他們在幹什麼？幾個人同聲回答：「曬太陽唄！」又問：「為什麼沒有下地幹活？」回答說：「沒啥活幹！」這時，一個黑瘦精幹的漢子前來自我介紹說他是隊幹部，然後對我們說：「想幹也還是有活的，主要是沒有心思幹。」他長嘆一口氣說：「你們看，我們全村三十幾號人，差不多都快到齊了，過去一大半人都成過家，後來因為窮，婆娘都讓外地人給拐跑了！」「還剩下兩個，一個瞎子，跑不了，一個是瘸子，跑不遠，再剩下就是幾個娃娃。」「這裡太窮了留不住婆娘，我們這些人沒人要，只靠國家救濟，混一天算一天……」
無淚的苦訴，反映了農民對命運擺佈的無所適從。這是我們一路採訪最悲傷的一幕。
戰爭的殘酷，會造成無數的寡婦村。
那麼，貧窮飢餓的殘酷是什麼呢？是已逝去的餓鬼冤魂？未亡人心靈的創傷？除此而外，是不是還要加上在這裡經常碰到的－－活在塵世上的一雙雙夫妻生生離別的悲劇！？
他們已退到貧窮飢餓臨界線上，再無路可退了。他們的祖祖輩輩，他們自己的孩子都一再證明，必須擺脫貧窮，爭取到溫飽。這是幾代人的期望。現在，是時候了！因為我們國家已制定出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的目標，我們要建設成一個文明富強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容不得這一方土地還停留在貧窮飢餓的死亡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