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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的潰敗
－－世紀末華麗的空衣架
作者：劉劍梅
這是一個預言潰敗的時代，價值失落的時代，作家們蜷居在書寫的家園中，極盡諷刺遊戲的方式，自我消磨於文字的歡娛中。
世紀末的文化意蘊，一是頹廢，二是預言。生活在世紀末的人，好似面臨時間的深淵，再往前踏一步，也許會葬身於絕境，也許會神奇地像白鳥拔地飛起，撲向不著邊際的天空。因為一切都是末知數，於是對未來的憧憬與對本世的焦慮複雜地纏繞在一起，既讓人在飛升中幻想著死亡廢墟裡妮妮婀娜的悲涼手勢，又讓人在沉淪中領會著電光石火的啟悟。飛升與沉淪在時間的深淵面前，不可避免地同時發生，是暫時的，也是永恒的。
十九世紀末文人的民族焦慮
在書寫的世界裡，所謂世紀末美學並不受時間的限制，我們在任何時代產生的文學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人們常常把十九世紀末的西方現代頹廢美學與世紀末精神聯繫在一起，因為這類書寫手法屬於內心的時間觀，以沉迷於唯美的方式棄絕塵世，以色情的國度消解虛偽的道德，以死亡的姿態蔑視前進的現代時間觀。然而，我們在中國古典巨著《紅樓夢》中也能體會到類似的世紀末美學。一曲意味深長的《好了歌》，一場「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的繁華夢，以及作者曹雪芹獨特的唯美手法，都是世紀末美學最好的體現。在中國當代文學中，魯迅《野草》裡對黑暗、死亡、鬼影、墓誌銘異常的眷戀；張愛玲描繪人情世故時揮之不去的蒼涼的人生哲學；師陀小說中潛藏著的「夢隨雲散，花逐水流」的寒涼意蘊；白先勇筆下一群失落的台北人對逝去的上海繁華充滿哀怨、悽婉的回憶與歎息，無不一一散發著典型世紀末情緒。雖然這些作品並不都產生於世紀末，我們卻能從這些作品中體會出人生的無奈、悲劇和沉落感，以及文化的幻滅感。換句話說，這些作家把世紀末美學溶入他們對人生及大時代的直接體驗中，和純粹的形而上思考中。
但是，如果我們具體地談論受時間、歷史限制的世紀末文學現象，那麼上世紀末和本世紀末則有很大的區別。同樣面臨著排解不開的世紀末焦慮，上個世紀末的文人更為沉溺於民族的焦慮。雖然晚清小說中充滿了「眾聲喧嘩」（巴赫金語），「偵探小說」、「科技小說」、「公案小說」、「狹邪小說」、「政治小說」等形形色色的小說體裁，在傳統與現代的混雜、交融和碰撞中，熱熱鬧鬧地並存著，然而，晚清作家們比起這個世紀末的當代作家，更加具備對新時代、新小說、新國家的預言熱情。當然，從「狹邪小說」裡那些繁繁瑣瑣的禮儀排場和醉生夢死的艷情中，我們也能閱讀出耽美文字裡不可阻擋的頹廢，但是頹廢與進步極其辯證地共存。主張以「新小說」重建新社會、新中國與新民眾的梁啟超們，意氣風發地在世紀末的廢墟上，重建民族再生的神聖殿堂。頹廢並未阻擋晚清文人對新時代的預言熱情，反而成了這一預言衝動的催生劑。他們對「家國」、對「民族」的深深眷戀，與他們的世紀末焦慮，同時沉浮，同時升華，啟發著下一個世紀繼續「感時憂國」的中國作家。
二十世紀作家無所依託
比起上一個世紀末的作家，這個世紀末的中國當代作家則失去了預言的熱情。他們的世紀末焦慮，不再是民族的焦慮，而是一種生存的焦慮和文化的焦慮。或者連所謂「焦慮」都談不上，頂多只是一種「姿態」，一種屬於文字遊戲的「姿態」。也許是因為這個世紀革命、進步、新生的意識形態裡有著過多的謊言，也許是因為高科技、電訊網路的日新月異打破了民族國家的地理界限，總之，世紀末的當代作家缺乏預言的熱情，即使他們的文字間無不透散出「惘惘的威脅」，我們卻發現他們早已擺脫了沉重的民族焦慮和尋找家園的焦慮。
展望世紀末的中國小說，王德威曾以四個方向概括其現象：一、怪誕的美學，如蘇童、余華等的虛構世界詭譎多變，題材突兀惑人，有時刻意凸顯醜怪，以敷衍墮落、死亡及瘋狂的生命即景來瓦解以往「毛文體」當道時的所謂「高大全」文學。又如女作家鍾玲、蘇偉貞和鍾曉陽的一系列鬼魅作品，以及西西、朱天文以動物託喻抒發女性意識，都以怪誕為女性的書寫策略；二、以詩入史的敘事策略，如格非的《迷舟》、《大年》將歷史抒情化及私有化；三、消遣並消解中國的恣態，如張大春的《四喜憂國》、王朔的痞子文學、莫言的《酒國》及顧肇森的《素月》，都打破了感時憂國和涕淚飄零的古老模式及主題；四、新狎狹體小說的形成，如李碧華的「故事新編」、王安憶的「三戀」及《長恨歌》、朱天文的《荒人手記》等，都詠歎頹廢、耽溺感傷，在男女歡愛色情中敘述世紀末嘉年華的場景（見王德威，《小說中國》，麥田出版，一九九三年）。當然，除了王德威所概述的這些小說現象，大陸後來又興起所謂「新寫實小說」，以劉震雲、池莉為代表，通過細緻入微、滴水不漏的新寫真手法來揭示生命的本原狀態，透露著對世紀末生存焦慮的思索。而在台灣、香港則仍舊續演著「新狎狹體」和「新鴛鴦蝴蝶派」小說，以同性戀的「色情烏托邦」，如《荒人手記》、《鱷魚手記》、《蒙馬太遺書》和《惡女書》等，精心編織著眩目、浮華、喧囂的「世紀末的華麗」。
然而，不知擺脫了沉重的民族焦慮和家國焦慮是一種解說，還是一種失落？這個世紀末的作家們在後現代的聲光色影裡，再不需要為所謂空洞崇高的「理想」犧牲自我，再不需要為民族危機而拋棄文字的快感，但是，當他們精刮犬儒得玲瓏剔透時，當他們惟有在文字符號中尋找世故與蒼涼的人生時，他們的作品也近乎於「世紀末的華麗」中那些千變萬化、金光璀璨卻空無一物的衣架子。解構了道德感、解構了民族國家的神話、解構了所有的政治寓言和性別寓言、解構了郎才女貌的古典愛情及詩意，剩下的還有什麼呢？惟有廢墟，一片精英文化的廢墟及大眾文化的廢墟，沒有預言，沒有新生，也沒有重建，人實際上是更加地無所依託。
世紀末症候－－雙重失落
張愛玲在《更衣記》中曾講過，「時裝的日新月異並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於其他活動範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裡去。」這個世紀末的當代作家可以說只有生活在書寫中，而他們琳琅滿目、纖美矯情的書寫就像抽空了內容的綾羅綢緞，空有無數令人目不暇接的形式，而內在的精神和思想早已被層出不窮的服飾品牌和衣料質地所淹沒，雖然光怪陸離，卻是那麼地飄忽與迷離。無怪乎當代小說的讀者愈來愈少，因為這些作家們對世紀末的書寫，只是一種姿態，這種姿態連張愛玲的「美麗、蒼涼的手勢」後面蘊藏的人生哲學都沒有，只是模特兒在舞台上匆匆顯示的面無表情的時裝表演。
最近一期的《今天》雜誌上，有年青作家朱文整理的「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份答卷」。問卷中包括這樣的問題，如「你認為《讀書》和《收穫》雜誌所代表的趣味和標榜的立場如何評價？」由一些年青作家交出的答案則非常有趣，他們一半以上對這兩本雜誌持否定態度，認為：「《讀書》是腐朽到無可救藥的。《收穫》是正在走向腐朽的」（賀奕），「《讀書》居然成為中國知識界最高讀物乃是這個知識界沒有頭腦的證據之一」（于堅），「《讀書》是政府特闢的一小塊供知識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收穫》的平庸是典型的，一望無知的」（朱文）。
作為文化生產的機構，這些雜誌受到了當代青年作家尖銳的批評。一方面這些批評說破了當代文壇的失落：失去了提出問題的能力，文人們在精英文化的廢墟上惟有顧影自憐；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這群年青批評者自身的迷失、迷惘，沒有著落，毫無精神支撐點。而這種批評對象與批評主體的雙重失落正是世紀末症候。前一陣子，大陸文壇曾呼籲「人文精神」的回歸，但是在九十年代時髦的大眾文化裡，這種呼籲並未得到什麼激烈的反響。
這是一個預言潰敗的時代，價值失落的時代，作家們蜷居在書寫的家園中，極盡諷刺遊戲的方式，自我消磨於文字的歡娛中。文字的生產、消費和傳播都是難以預見的，雖然仍在努力地日新月異，卻始終逃不脫世紀末所帶來的「惘惘的威脅」和焦慮。如果下一個世紀，書寫的世界被新生代的影視文化及電腦所取代，那麼一切耽美、頹廢的文字是否也就無聲無息地隨風而去？也許預言正是「墮落」的開始，所以當代作家們失去了預言的熱情。
摘自《明報月刊》99.3